因为担忧“冤冤相报，何时得了”的循环复仇，故而，无论加害者还是复仇者，都会产生所谓“斩草除根”的杀人动机。著名的复仇故事《赵氏孤儿》即是一例。按照纪君祥《赵氏孤儿》的描写：春秋时代，晋国武将屠岸贾为人阴险奸诈，忌妒文臣赵盾，数次暗害未能得逞，于是，就在晋灵公跟前造谣诬陷，终于致使赵盾一家三百余口被杀；并且假传灵公之命，逼迫赵盾之子驸马赵朔自杀，将怀有身孕的公主囚禁起来，意图斩草除根。赵盾的门客程婴和灵公的旧臣公孙杵臼冒死救下赵氏孤儿，并由程婴抚养成人，终于为死者报仇雪恨。所谓“我将这二十年积下冤仇报，三百口亡来性命偿。”（注：[元]纪君祥：《赵氏孤儿》）撇开其他问题不谈，这种血腥的相互仇杀，一是为着达到“报”的平衡，二是为着避免“报”的无限循环。屠岸贾非要赶尽杀绝赵盾一家三百余口，乃是担心赵盾家人的复仇；相反，赵氏孤儿复仇灭掉屠岸贾满门三百多人，既是“报”的要求，恐怕也有“冤冤相报”的担忧。

    必须说明的是，复仇并非仅仅是指仇杀，其他的伤害或者侵犯也会导致复仇；也就是说，只要有“冤抑”，就会有复仇。也不仅是指私人之间的相互报复，通过司法程序也可达到复仇的目的，只是在习惯上人们不将这种伸冤方式称作复仇。复仇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，个人之间的复仇，家族之间的复仇，村落之间的复仇，甚至国家之间也有复仇。

报应 --- 神的伸冤途径：

    如果复仇是一个道德问题，那么报应或者冥判则是一个宗教问题。（注：与“报应”最有关联的是冥判。关于“冥判”的解说目前尚不多见。）在传统中国，报应除了精英思想的影响，尚有民间宗教的影响；或者说，报应主要来自民间宗教的影响。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名言：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。诚然！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皇将相，对“精神”控制的价值一向独有心会；所谓“神道设教”四字，业已道出其中的奥秘。不过，在没有宗教或者信仰衰微的日子里，生活世界的意义从何而来？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
   报复与报应仿佛，法律与宗教一般地关系密切；不仅法律背后的终极根据源于宗教，而且内容和形式也与宗教有关，甚至法律知识也被宗教人士（巫师和祭司）独占。就法律意识而言，假如人间的法律不堪凭信，假如人间的罪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惩罚，假如“冤抑”得不到释放和平反，那末，把希望寄托于超验的神灵，实施精神的惩罚，也就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，乃至必然的选择。通过报应机制，人们可以求得一种心理补偿，人们建构包公的神话故事，就有类似的功能。说到底，在人间法律 “缺席”甚至制造罪恶的情况下，报应便是人们可以凭借的最后一点希望。在报应的背后，尚有劝善的意图。这种劝善，其实也是“规训”的手段或者策略。总之，报应体现出来的意涵，即是关于“公平”与“正义”的想象与诉求；也就是说，报应乃是“罪与罚”之间的一种精神平衡——罚恶赏善或者有罪必罚。

《周易。坤。文言》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”

《周易。系辞》则有“善不积不足以成名，恶不积不足以灭身”

    凡人之行，或有力行善，反常得恶；或有力行恶，反得善，因自言为贤者非也。力行善反得恶者，是承负先人之过，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。其行恶反得善者，是先人深有积蓄大功，来流及此人也。能行大功万万倍之，先人虽有余殃，不能及此人也。（注：王明：《太平经合校》）

偶感：  “善”“恶”何人来分？